试论欧阳修对李白诗歌的继承

试论欧阳修对李白诗歌的继承

刘文传

欧阳修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人物，他在政治、历史、文学等方面的成就都令人高度称颂。作为宋初文坛盟主的欧阳修,其诗、文、词作品具属佳作。但是从近些年学术界的论文专著发表数量上看，对欧阳修诗歌的研究比之于李白诗歌的研究，无论从数量和质量上看都要少一些。特别是欧阳修和李白出生地的绵阳学人，对欧阳修诗歌进行研究的文章则很少看到。

实际上，欧阳修的诗歌不仅本身的艺术价值不可小觑，而且更值得关注的是他在诗歌史上继往开来的枢纽性地位。钱基博先生曾在《中国文学史》中阐述欧阳修诗的渊源、价值：“学李白之振奇同韩愈之叔诡”“由修而拗怒则为黄庭坚、为陈师道，由修而舒坦则为苏轼、为陆游。诗之由唐而宋惟修管其枢也。”（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版520页） 鉴于欧阳修诗处于唐宋诗风的转捩点，研究欧诗对探索唐诗宋调之间的联系与差异，就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后人在谈到欧阳修诗歌渊源时，多是与诗文革新联系起来作总体观照。指出欧阳修的诗同他的文章一样师承韩愈。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如陈延杰的《宋诗之派别》、梁昆的《宋诗派别论》，都指出欧阳修的诗歌出于昌黎。20世纪80年代研究欧阳修诗的单篇论文增加，多集中在诗歌的艺术特点、诗学思想、诗歌意象等方面，专门论述欧诗渊源的论文还没有。进入20世纪90年代，学术界开始了对这一问题的关注，相继出现了专门论说欧诗渊源的论文。比较有代表性的论著有陈新璋的《欧阳修的唐诗观及影响》，李芳民的《论欧阳修对唐诗的继承及其诗风的形式与得失》，谷曙光的《论欧阳修对韩愈诗歌的接受与宋诗的奠基》等，都是重点论述了欧阳修对韩愈诗歌思想的继承。

然而作为一位大诗人，他不可能仅仅膜拜一人，只从一个诗人身上汲取诗歌营养。方回曾经说过：“读欧公诗当以三法，观五言律初学晚唐与梅圣俞相出入，其后乃自为散诞，七言律力变昆体，不肯一毫涉组织，自成一家高于刘、白多矣。如五七言古体则多近昌黎、太白。”（方回著李庆甲校《瀛奎律髓汇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198页）。欧阳修对韩愈、李白、晚唐诗人、梅尧臣等人都有借鉴，甚至对他自身要改革的宋初昆体诗歌代表杨亿等人都赞赏有加。欧阳修赞美李白其人，化用李白诗歌，借鉴李白的自然语言，摹写李白的阔大风格，本文所要考察的便是欧阳修对李白诗歌的继承问题。欧诗学李的现象已有很多学者发现。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孙望、常国武主编的《宋代文学史》，刘德清的《欧阳修论稿》，钱钟书的《宋诗选注》等，在论及欧阳修诗歌时，都指出他学习了李白自然平易的诗歌语言特色。另外一些研究欧阳修诗的论文中也多有提及，但这些只是只言片语的指出了这一现象，并未作细致的、系统的分析论说。本文将对这个前人已经发现，但还没有重视起来的欧阳修继承李白诗歌的现象做比较集中的研究，通过列举史料、诗歌文本，再现了欧阳修继承李白诗歌的行为，并揭示这种诗歌继承的原因和重要意义。

一、 宋代诗坛中的李白地位起伏及形成原因

李白是盛唐气象的代表人物，是中国古代诗歌巨擘。总体看李白在其身后的各个朝代都是倍受推崇的，但在宋代却是个例外。宋代之后很多人都指出了李白在宋代所遭受的冷落与不公，明代李蓘说：“李、杜齐名矣，而宋人恒右杜焉曰人品高也。……而白诗之天才又当有遗论矣。”（ 裴斐、刘善良编《李白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版344页）明代陆时庸在《诗镜总论》中不仅指出了宋人扬杜抑李的现象，还替李白鸣不平：“宋人抑太白而尊少陵，谓是道学作用如此，将置风入何地？放浪诗酒乃太白本性，忠君爱国子美乃感辄发，其性情既殊，所遭复异奈何，以此定诗优劣也？太白游梁宋间所得数万金一挥辄尽，故其诗曰‘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意气凌云何容易得”（ 裴斐、刘善良编《李白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版466页）。李白这位与杜甫齐名的唐代诗歌“双子星”之一，在宋代的遭际如此，必然有其深刻的原因。这和盛唐、宋代迥异的士人心态，迥异的诗学倾向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 李白在宋代诗坛的地位

在宋代（960年至1279年）李白遭受了在其他各朝各代所未有的冷落与批评。对李白的态度由“李杜齐名”渐渐转变成“抑李扬杜”，由唐代韩愈对李白 “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的赞赏，走向了宋代王安石对李白“其识污下十句九句言妇人、酒尔”（ 洪本健《欧阳修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 1995年版201页）的批评。苏辙也批评李白：“李白诗类其为人，骏发豪放华而不实，好事喜名不知义理之所在也。语用兵则先登陷阵不以为难语，游侠则白昼杀人不以为非。此岂其诚能也哉，唐诗人李、杜首称。甫有好义之心白所不及也。”（许学夷《诗源辨体》卷十八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207页）这是从批评李白的诗歌到批评其为人“华而不实好事喜名不知义理”之后,又说他用兵、游侠之过分。

总体说来，在多数宋代士人眼里，李白是一个与道义持重不沾边的人物，是不能与心存百姓社稷，做人作诗符合义理规矩的杜甫相提并论的。继王安石与苏氏兄弟之后，宋代最有影响的江西诗派，跨越北宋与南宋师法杜甫以之为祖，其不同阶段领袖黄庭坚、吕本中等人，着重探讨“夺胎换骨” 、“活法”等作诗技巧，之后的中兴诗人杨万里等人，学于江西，又变于江西，然诗歌趣尚终不是李白自由疏放一脉，那些理学诗人朱熹等人，更是从重道轻文、重视修心的新儒学立场出发，把颇具仙风道骨的李白弃置一旁。可以说李白这个在唐代与杜甫并称“双子”的耀眼明星，在宋代不再是“光焰万丈”而是“光芒暗淡”。

终宋一世，李白只是在宋初、宋末为人所重视，宋初尊李的大概也就要首推欧阳修了。这是承唐代韩愈的诗歌评价眼光，也是诗文革新的需要。宋末严羽、刘克庄等人重提李白，则是矫枉江西诗派与诗风的结果。这仅限于宋初与宋末的对李白的赞美之声，在整个宋代（公元960年到1279年）的319年之漫长岁月里，相较于对杜甫的呐喊高呼，而李白却显得那样的稀少无力。

（二） 形成李白在宋代诗坛地位不高的原因分析

在宋代，实际上导致对李白诗歌的接受态度变化的原因是深刻的，这源于唐宋制度文化影响下的士人价值取向的重大转变。这种转变表现在诗风倾向上，便是由盛唐的重性情，转化为宋代的重理趣。

1、 唐宋士人心态的差异。 士是建造中国文化的主体力量，士人的心态倾向决定了特定阶段文化的品格与风格。比如魏晋的士人代表了魏晋风格，盛唐的士人建构了盛唐气象，宋代士人专注于现实义理，反过来特定阶段的文化大环境也会影响个体士人心态的形成。士人心态特点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跟时代制度，时代风尚等因素都有密切的关系。唐、宋两代分属于两个文化阶段，很多学者即是把唐、宋分划在两个文化阶段中。木斋先生在1995年1月《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发表的《略论中国文学的分期》一文，认为中国文学在唐、宋分界，即唐代之前为古典，宋代之后是近代。闻一多先生在《四千年文学大势鸟瞰》中称第五大期为诗的黄金时代，迄止时间为东汉献帝建安元年（196）至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第六大期为不同型的馀事发展期，迄止时间为唐肃宗至德元年（756）至南宋恭帝德祐二年（1276）。他是以“安史之乱”为界，把盛唐文学与宋代文学分在两个时期。王水照先生认为“从文化上看唐朝代表中国文化的上升期”（王水照《宋代文学通论》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2页）， 宋朝则是由中唐逐渐发展起来的新型文化的定型期、成熟期”。（ 黎活仁等编《宋代文学与文化研究》台北大安出版社2001年版8页）。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中也说：“唐和宋在文化的性质上有显著的差异，唐代是中世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各个学者对中国文化、文学的具体分期可能不尽相同，但盛唐文化与宋代文化具有显著差异，分属两段已成学界共识。

因此，身处两种文化类型中的盛唐士人与宋代士人的身份、心态特征也迥然不同。钱穆先生把中国历史中“士”的活动分为四期：第一期为诸子百家时期。第二期为两汉儒学时期。第三时期为魏晋南北朝下迄隋唐”，此期特点为“八百年间士族门第禅续不辍而为士的新贵族。”第四期为宋代以后，为经历了“晚唐门第衰落五代长期黑暗”，具有觉醒意识的新的士族阶层，此期之士“皆由科举发迹进而出仕，退而为师，其本身都系一白衣、一秀才，下历元明清一千年不改”。（ 钱穆《国史大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561页）。可见唐代士人是属于第三期的新贵族之士，宋代士人则属于第四期的白衣秀才之士，这两种迥异的身份必然带来两种迥异的心态，进而形成富有各自风格的文化。

2、 盛唐之士热情、外向，注重事功。 科举制度的实行，刺激了盛唐士人进取的雄心。隋朝所创的科举取士制度为唐代沿用，这样就动摇了魏晋以来贵族在上层社会的垄断地位，使“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有了些许改观。一些有才识的庶族寒门弟子也有了跻身要职、一展抱负的机会。另外唐太宗等皇帝重视人才、重视纳谏，也启用了一些非世族大户的智士，士人们亲见寒门弟子荣升的实例，更坚定了他们的政治梦想。他们不仅仅通过科举，还通过举荐、终南捷径等方式努力为自己寻找着治国、平天下的机会。 唐代是当时最为富足强大、最具包容性的国家，大国的气度使得盛唐的士人们具有一种昂扬自信的精神。看一下当时唐代的周边国家对其的态度，即可见它的地位。截止到唐高宗显庆二年（657年）唐朝相继打败突厥、吐谷浑、西突厥等国，此时的唐朝疆域阔大、民富国强、威望极高，当时的周边小国都以朝圣的目光看待大唐，尊称太宗为“天可汗”。民族的融合，经济的繁荣使得唐代文化呈现出开放博大的面貌。

唐代文化的融合可从三方面来观照：“其一从文化精神看，是中原与边塞文化的交融；其二从地域文化特征看，是‘江左’、‘山东’与‘关陇’文化的融汇；其三从民族文化传统上看，是汉朝中外多元民族文化的融汇。”（吴中杰编《中国古代审美文化论》第一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221页）。可以说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时代的代表性文化思想共存于唐朝，它们互相影响、互占主导。生活在这样国度中的士人，经济生活相对富足，又深受开放多元文化氛围的影响，以包容的心态接受一切，并在内心融合酝酿，渐渐滋养出盛唐人自信奔放的气度，他们以这样的胸襟追求政治功业，无论得意时还是失意时，都显得感情浓烈、傲气峥峥，彰显着盛世气象。

总之，实行科举，盛世强国，思想自由等因素，滋养了盛唐士人欲有所为的政治热情和自信昂扬的精神品格。他们希望在边疆战场立功杀敌，“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王翰《凉州词》）他们希望在庙堂辅佐明主，“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杜甫《奉赠韦丞丈二十二韵》）。从“初唐四杰”、陈子昂、到高适、岑参、李白，他们诗歌表现的都是昂扬向上的格调，即使当王勃与朋友分别在即，也不悲悲切切，吟唱的是“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王勃《杜少府之任蜀州》）的豁达之音。即使当骆宾王身陷囹圄，也不意志消沉，吟唱的是 “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 骆宾王《在狱咏蝉》）的高亢之语。还有颜真卿书法的雍容大度、张旭草书的癫狂放浪、莫高窟壁画的绚烂多姿，这些都彰显着唐代士人蓬勃的热情、驰骋的想象和不甘平淡、企盼生命壮美的欲望。而李白最能代表这种蓬勃奋发的盛唐精神。李白融合了儒、道、纵横家等各家思想，儒家的有所作为之心，是所有盛唐的士人们共同怀有的强烈愿望。

由于各个朝代中道家地位在唐代达到了一个高峰，“李唐王朝尊老子李耳为自己的远祖，高祖李渊于武德七年（624年）谒老子庙，次年排定三教的先后地位，道教第一，次为儒教，佛教第三。以后唐太宗、高宗、玄宗也都尊崇道教，或为老子追封帝号‘太上玄元皇帝’，或在全国大修道观，道观达到一千两百八十四所”（ 吴中杰编《中国古代审美文化论》第一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221页）。道教在唐代受到空前恩宠于此可见一斑。唐代士人接受道教，继承了它追求成仙，亲近自然重于想像、浪漫狂放的气息。李白学道与很多道人都有往来，道家思想使得他的诗歌有很多表现神仙道教的题材，另外也使他的诗歌大多都带有纵横疏放的道气仙姿。

李白怀有深切的用世之心，然而他的现实表现又不甚合于儒家的中庸重礼规范，他不太顾及自己的行为，毫不掩饰自己的想法，常常把所有的情感淋漓尽致的表达出来，在得到朝廷重用时欣喜若狂，高唱“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李白《南陵别儿童入京》）。不被重用时，则愤懑抑郁，低吟“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李白《行路难》）。他身上有各种思想的影子，包括儒家、道家、纵横家，他代表了盛唐士人接受多元文化，自信昂扬、积极进取、外向自由的精神。

3、 宋代之士，理性、内向，注重修身。 宋代士人的性格与心态不同于唐人。相较唐人的专注于“外王”事功，理想豪情，宋代士人也注意“内圣”  修身，生活现实。北宋统一后实行很多有利于文人的制度，同时文臣士人更多的来源于布衣平民，他们经过贫苦生活，经过勤学博览，这样的经历与修养，使得他们做到高官也踏实负责，理智自省。宋初实行了很多“佑文抑武”的政策，宋太祖规定“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 曾枣庄等编：《全宋文》第一册，巴蜀书社，1988 年版，187 页） 被宋朝的所有皇帝沿袭，另外宋代还对文官实行恩荫制，这些政策使得宋代文士的地位得以僻佑和提升。宋代科举制度更加完善，公正。从数量上看，宋代科举取士的名额比唐代增加许多。“隋唐初设进士，岁取不过三十人。咸亨、上元中增至七、八十，寻复故。开成中连岁取四十人，又复旧制。”在宋代，“至太宗时，亲御便殿试贡士，博於采拔，待以不次。太平兴国二年赐进士诸科五百人遽令释谒。” （钱穆：《国史大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年版，541 页）绵州人苏易简即为太平兴国五年（980）状元。科举取士的数量比之唐代增加了十倍左右，一方面体现了君主对才子文士的重视，另一方面对平民子弟来说意味着更多的进仕机会。

把宋代的科举与唐代对比可以发现，唐代的科举取士虽比六朝的贵族专权有了进步，但还没有完全推翻这种局面，在唐代，大族世家们仍然在政治中占有优势。唐代宰相要员出自同一家族姓氏的很多，比如唐代有裴氏宰相裴寂、裴炎、裴耀卿；太原王氏更是家族兴旺，宰相高官，几代不辍；晚唐时期唐代宰相令狐楚、令狐绹更是直系父子关系。唐代出身显赫之人的做官优势，不仅体现于科举考试中，而且官员推荐也多是推荐这样的大家世子。在宋代这种现象则被瓦解了。我们看到宋代官僚集团少了这种血缘维系的官宦世家，多了重视个人品性才能的师生同门集团。宋初的范仲淹、石介等人组成的京都文人集团，欧阳修、梅尧臣等组成的洛阳文人集团，这之后的苏门文人、江西诗派，他们或为志同道合的朋友或为衣钵相传的师徒，或是出自同门的师兄弟，而不是具有血缘关系的一家亲。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唐代的贵族政治到宋代已经发生了改变，那么科举取士也相应的由唐代的重视家族血缘，转变为宋代的不再计较身份出身，而更加重视人品才情。科举制度的变化不仅表现在录取的数量上，而且科考的过程也更加严格、公正。

宋朝的科举判卷非常严格，“实行‘糊名’与‘誊录’制度，所谓‘糊名’，是把考卷上的姓名、籍贯等密封起来，‘誊录’指将考生的试卷另行誊录”。（ 郭齐家：《中国古代考试制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年版，120 页） 通过密封应试者的名字，统一重新誊写试卷，使判官认不出应试者的字体，避免了官员徇私舞弊，这种全凭自己的才气与学问才能考中的考试，比唐代要公平许多，当然也就使更多的寒门子弟得以高中。比如范仲淹、欧阳修、苏轼、苏辙等，他们在考试之前家境都及平常，甚至范与欧贫困到温饱都有问题，然而他们经过刻苦努力，凭才高学优考中进士，并能受到赏识、委以重任。所以，从制度上看，宋代崇文政策和科举制度的完善，为广大士人晋升奠定了基础。

再从学术思想上看，宋代不同于唐代的文化学术氛围，也是形成宋代士人心态的重要因素。唐中叶以后，儒学经过一次次变化修整，在宋代最终形成了宋明理学，也称为新儒学、道学、宋学。“宋学的主调是儒家的心性义理之学。”（李春青：《宋学与宋代文学观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年版， 34 页） 。宋代文化学术思想不象唐代那样儒、释、道并行或互占主导，终宋一世，儒家吸收了道、释等各家的成分，一枝独秀。 科举高中的富有才学、出身寒微的贫民布衣，是宋学的建构者也是宋学的接受者，他们兼顾济世与修身，对外能够为社稷君王出谋，对内能够修养自己的品德才性，再加上他们对平民生活有体验，注重学识思考，故他们贴近现实民生，做人做事脚踏实地，性情也更为内敛平和，这些特点使得宋代士人呈现出不同于张扬、理想化的唐人的另一种风貌，具体说来，宋代士人的心态特征有三个方面：

①对外追求社会作为，即士人要求自身能对国家社稷有所作为。士人群体具有为国家担负重任、为民请命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这种精神就是钱穆先生所说的“自觉精神”。

②对内追求自身修养。宋代士人不仅对外敢于担当，对于自身他们也是严于要求，勤于自省，注重学习。在宋代，那些杰出的士人多集政治家、学者、诗人、画家、书法家、思想家等多重身份于一身，比如欧阳修、苏轼、王安石、朱熹等人便是这样，因此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士人如宋代士人般多才多艺了。总之，较之唐代士人的狂热追求事功，宋代士人把“内圣”与“外王”看得并重。

③心性平和。协调好“内圣”与“外王”的关系，使宋人能够保持一种平和的心态。在其位时，兢兢业业，尽职尽责，不在其位时与爱好为伴、与山林为伴，也自得其乐。比起盛唐代士人得意失意时的巨大情感起伏，我们看到宋人更多的表现为随心适性，随遇而安。所以，如果说唐代士人的性格属理想外向型，宋代士人则属理智平和型。在宋代士人这种接受心态下，李白这位盛唐文化的代表，这位高扬理想主义、仙风道骨般的人物便不太受欢迎了。

二、欧阳修对李白诗歌的态度与继承

   欧阳修以前代的诗仙李白作为自己诗歌创作的榜样，称赏他是健笔天授的诗才，赞叹他的凌厉卓拔的诗风，摹写他的代表性诗歌作品。古代、近代很多史料都记载了欧阳修学习李白的事实。

（一） 欧阳修本人推举李白诗歌的言论

欧阳修对李白的诗歌大加赞赏，他的言辞或直接述说或暗中流露出他对李白的崇敬与追攀之意。

据宋人刘攽的《中山诗话》载：“欧贵韩而不悦子美，所不可晓，然于李白而甚赏爱，将由李白超焯飞扬，易为感动也”。邵博在《邵氏闻见后录》中说：“欧阳公每哦太白‘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之句，曰：‘杜子美不道也。’”

宋人王直方在《王直方诗话》中记载：“欧阳公云：‘李白云：‘落日欲没岘山西，倒着接篱花下迷。襄阳小儿齐拍手，大家争唱《白铜鞮》。’此常言也；至于‘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玉山自倒非人推’，然后见太白之横放。所以警动千古者，顾不在于此乎？”甫之于白得其一节，而精强过之，余以为以此警动之耳。”

透过这几个材料，我们可以分析出如下两点：

1、欧阳修对李白怀着“甚赏爱”之情，从他对李白不遗余力的夸奖中，我们感知到了这种情绪。

2、欧阳修之所以喜爱李白的缘由，是因为他诗歌具有“超焯飞扬”、“横放”的风格。欧阳修赞赏李白绝不是仅仅停留在口头赞美上，他积极的探寻李白诗歌的风格法度，为的是自己的诗歌创作也能如李白诗歌那样充满阔达的舒漫之气。欧阳修参照李白诗歌写了不少模拟之作，表明他主动、积极向李白诗歌靠拢。

（二）欧阳修学习继承李白诗歌的具体表现

欧阳修非常喜爱李白的“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玉山自倒非人推”（李白《襄阳歌》）诗句，他自己的诗句“清风明月本无价，可惜只卖四万钱”（欧阳修《沧浪亭》）便是从李白诗句中来，还有欧阳修的“金马玉堂三学士，清风明月两闲人”，也是李白这一诗句的化用。当然欧阳修学习李白诗歌远不止这些只言片语的化用，他还有整篇的模仿作品，最著名的一篇为《太白戏圣俞》，该诗题下原注为“读太白集效其体”，所以又称为《读太白集效其体》：

开元无事二十年，五兵不用太白闲。

太白之精下人间，李白高歌蜀道难。

   蜀道之难难於上青天，李白落笔生云烟。

千奇万险不可攀，却视蜀道犹平川。

宫娃扶来白已醉，醉里诗成醒不记。

忽然乘兴登名山，龙咆虎啸松风寒。

山头婆娑弄明月，九域尘土悲人寰。

吹笙饮酒紫阳家，紫阳真人驾云车。

空山流水空流花，飘然已去凌青霞。

下看区区郊与岛，萤飞露湿吟秋草。

《太白戏圣俞》这首诗是欧阳修读过李白诗作之后写的作品，通篇借用、化用李白诗句来表现李白其人的风貌和其诗的风格。此诗运用“太白之精下人间”的太白金星下凡的传说，描写李白“吹笙饮酒紫阳家”的道气仙姿，化用李白的代表作《蜀道难》中的“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梦游天姥吟留别》中的“龙咆虎啸松风寒”等名句，不仅写出了李白其人其诗的神韵，而且使这首诗整体面貌也呈现着李白诗歌所具有的那种阔大疏放之风。最后一句“下看区区郊与岛，萤飞露湿吟秋草”是欧阳修对李白溢美之词，通过孟郊、贾岛的苦吟来对比李白的诗仙天才和诗篇天成。在欧阳修大部分的古诗作品当中，虽未明言学习李白，但其中都贯彻着李白式的豪荡。再看欧阳修的一首《百子坑赛龙》：

嗟龙之智谁可拘，出入变化何须臾。

坛平树古潭水黑，沉沉影响疑有无。

四山云雾忽昼合，瞥起直上拏空虚。

龟鱼带去半空落，雷輷电走先后驱。

倾崖倒涧聊一戏，顷刻万物皆涵濡。

青天却扫万里静，但见绿野如云敷。

明朝老农拜潭侧，鼓声坎坎鸣山隅。

野巫醉饱庙门阖，狼藉乌鸟争残余。

《百子坑赛龙》主要写民间祈雨，诗人先描写了从乌云酝酿、电闪雷鸣到大雨倾盆的过程，最后雨过天晴，万物受到滋润，百姓欣喜拜谢的过程。整个诗篇充满了飞腾流动的感觉，“龙”是带来雨水的圣物，诗篇开始便写了“出入变化的神龙，它的出现，带来了乌云密集，接下来写用词更加大气夸张，写电闪雷鸣用“雷輷电走”，写雨之大用“倾崖倒涧”，写农人的欢愉用“鼓声坎坎鸣山隅”，通过这大的意象，大的声响渲染气氛。通篇读来，驰骋想象、气势壮大，如龙般矫健，确实洋溢着几分太白之风。

另外从欧阳修的其它诗歌如《庐山高》、《赠沈遵》、《黄牛峡祠》等诗篇中，也都可以窥探到李白的《将进酒》《蜀道难》等古诗的那种阔大流动的影子。欧阳修的《庐山高赠同年刘中允归南康》一诗是这样写的：

庐山高哉，几千仞兮，根盘几百里，峨然屹立乎长江。

长江西来走其下，是为扬澜、左蠡(鄱阳湖水域名称)兮，

洪涛巨浪日夕相冲撞。

云消风止水镜净，泊舟登岸而远望兮，上摩青苍以晻霭，下压后土之鸿庞。

试往造乎其间兮，攀缘石磴窥空谼(幽深山谷)。

千崖万壑响松桧，悬崖巨石飞流淙。

水声聒聒乱人耳，六月飞雪洒石矼(石桥)。

仙翁释子亦往往而逢兮，吾尝恶其学幻而言哤。

但见丹霞翠壁远近映楼阁，晨锺暮鼓杳霭罗幡幢。

幽花野草不知其名兮，风吹雾湿香涧谷，时有白鹤飞来双。

幽寻远去不可极，便欲绝世遗纷厖。

羡君买田筑室老其下，插秧成畴兮酿酒盈缸。

欲令浮岚暖翠千万状，坐卧常对乎轩窗。

君怀磊砢有至宝，世俗不辨珉(似玉之石)与玒(大璧玉)。

策名为吏二十载，青衫白首困一邦。

宠荣声利不可以苟屈兮，自非青云白石有深趣，

其气兀硉(高耸状，喻气节)何由降？

丈夫壮节似君少，嗟我欲说安得巨笔如长杠！

欧阳修的《黄牛峡祠》是这样写的：

大川虽有神，淫祀亦其俗。
石马系祠门，山鸦噪丛木。
潭潭村鼓隔溪闻，楚巫歌舞送迎神。
画船百丈山前路，上滩下峡长来去。
江水东流不暂停，黄牛千古长如故。
峡山侵天起青嶂，崖崩路绝无由上。
黄牛不下江头饮，行人惟向舟中望。
朝朝暮暮见黄牛，徒使行人过此愁。
山高更远望犹见，不是黄牛滞客舟。

在欧阳修的这些诗篇中，我们都可以窥探到李白的《蜀道难》、《将进酒》等古诗的那种阔大流动的影子。综合看来，欧阳修继承了李白诗歌的阔大风格，古诗体式，满幅俱同流水的散文化手法，先描写景物后抒情议论的篇章结构。欧阳修对自己这一甚合于李白风格的诗歌非常满意，一次酒后，他曾颇为得意的对自己的儿子欧阳棐说：“吾《庐山高》，今人莫能为，惟李太白能之。”（洪本健《欧阳修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版，173页）一个人只有热爱某人才能以之为偶像，以之为偶像才会主动去模仿，模仿到自认为能超过偶像时才会得意，欧阳修对李白的感情便是如此。

在欧阳修的944首诗歌中，明确提到李白其人的有三首，除了上面所举的《太白戏圣俞》，还有两首分别为：《有赠余以端溪绿石枕与蕲州竹簟皆佳物也余既喜睡而得此二者不胜其乐奉呈原父舍人圣俞直讲》诗中的“尝闻李白好饮酒，欲与铛杓同生死。我今好睡又过之，身与二物为三尔”，借李白爱酒之心，表达自己嗜睡的程度，显示了同李白一样的率性洒脱。《赠王介甫》“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此处的“翰林”就指的是李白，借李白诗才以村托王安石。这几首诗或暗含或明确提出了对李白的褒扬。

欧阳修心中的李白诗歌地位是崇高的，他在夸奖好友诗作时也是以李白作比，加以赞美。例如他夸奖梅尧臣其人其诗，“坐中辞气凌清秋，一饮百盏不言休，”（欧阳修《哭圣俞》）。夸赞苏舜钦“子美气尤雄，万窍号一噫。有时肆颠狂，醉墨洒滂霈。譬如千里马，已发不可杀。”（欧阳修《水谷夜行寄子美圣俞》），都是着眼于李白的酒仙诗豪式的特点。

欧阳修在他的《六一诗话》中有这样一条记载：

李白《戏杜甫》云：“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太瘦生”，唐人语也，至今犹以‘生’为语助，如‘怎么生’，‘何以生’之类是也。（《欧阳修全集•诗话》中华书局2001年版，1954页）

从这个细小之处的词语意义辨析来看，欧阳修对李白的诗歌是做过深入的研读、研究的。

由此可见，欧阳修亲口夸赞李白，悉心研读李白诗歌，并主动化用、模拟李白诗歌，这些现象都透露出他对谪仙李白怀有一颗虔诚的膜拜之心。

李白的传世诗作约有980首，欧阳修的诗歌作品有944首（不包括260多首词作）。我们在品读欧阳修的诗歌时，常常产生一种在读《李白诗集》中似曾相识的感觉。这又涉及到要将欧阳修学习李白诗歌的具体文本表现列举出来加以比较，并进行品读说明的问题，这一浩大工程就留待下一篇文章来探讨吧。

总之，欧阳修对李白诗歌既有继承，更有创新。当然欧阳修的创新还不仅仅在诗歌方面，还有诗话、词作、散文、史论、金石考古等诸多方面。